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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並沒有什麼「本質」可言。文學並不是什麼客觀的東西。建構文學有歷史與社會的的條件存在，也牽涉到種種權力的運作。 |
序：何謂文學？
以往的學習經驗告訴我們，愈簡單的問題，愈難回答。就像今天筆者問道：「人是什麼？」想必一時三刻之間，都無法得到什麼好答案，就算是用上一年，筆者猜測，這個問題依舊沒有辦法完整回答。
「何謂文學」[1]這個命題亦然，是古今中外的文藝界人士不斷爭論不休的題目。伊格頓以蘇聯形式主義觀點來闡明這個題旨。提到形式主義，或許會有讀者問「什麼是形式主義？」別急，這個詞會在第三章中得到解答，我們先把它當成和結構主義類似的東西就行了。
形式主義者在1917年的紅色革命前崛起，那正是帝俄的最後時光，在20年代風聲鵲起，直到後來受史達林壓制為止。這一派反對以往浪漫主義式的批評，反對探討作者神秘的Aura，並將注意力由作者轉移到文本上，他們認為批評必須將藝術與神秘分離。
將藝術與神秘分離，是西方藝術史上很重要的傳統。不過這卻像是戒菸，常常戒，但永不成功。何以見得？這就像中國文化的儒家傳統一般，就算以共匪的十年浩劫去破壞儒家傳統，但也未能獲得重大勝利。這正是因為儒家思想不是說把書燒掉，把孔廟拆掉就可以掃除的。這個傳統不只是有形的書與廟而已，還包含無形的語言系統。
例如我們現在講的：「三人行，必有我師。」或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都是從論語中出來的。如果不能從語言系統中根本拔除這些底蘊，那麼，就無法將儒家的傳統自中國文化圈中消除。語言與文化，還有語言現實的關係，我們在後面的章節會談到更多，且按下不表。
但提到這個文化拔除的問題，不得不讓我們來審視，今天的台灣新聞界。像幾年前的聯合報地方版，報導南投縣警車被竊一案。該報的標題是「太歲頭上動土 警車也敢偷？」。我們要知道，「太歲」是兇星，一般暗指鄉里上的惡霸，今天聯合報編輯將之形容為警局，不知是何意？
由報業史的經驗來看，政治不能完成的控制，用經濟手段就萬無一失了。共匪無法拔除的文化底蘊，在台灣的商業媒體斬殺之下，看來只需一個世代，這些文化就會一乾二淨。
回來形式主義，除了文學必須與神秘分離外，還必須專注於於文本本身。其結構、法則與構成，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所以說，形式主義其實是將語言學運用於文學研究。因為語言學本來就是在討論形構的種類，而非實際所說的話。所以形式主義者是撇去「內容」的解析這一面向的。
他們認為形式並非是內容的外顯，應該反過來說，變成「形式決定內容」。在這個概念下，他們認為文學語言和日常語言不同之處，在於將日常語言「陌生化」。例如我們罵人的時候會說「幹！去死吧！」，而不是「汝！非人哉！」。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前者是日常語言，而後者是文學語言。
所以對於形式主義者而言，「文學性」是「一種言說」與「另一種言說」的差異，而強調差異這點，便和符號學異曲同工。也正因此，形式主義者把「陌生化」這件事視為是文學的本質。而陌生化、非日常化的極致便是「詩」，因此詩是形式主義者衡量文學的至高標準。
不過，除此之外，伊格頓也列舉了兩種通說來表明何謂文學。首先是認為文學不具立即的實用效果，如果說，我們膽敢談論「文學具有什麼實用性？」的話，必然會有一派人仗義執言說，這種談法是談剪刀與熨斗，而不是拿來談論「文學」。
這派學者認為，文學不能被用這種功利角度來探討，文學應該是指涉事物的「普遍狀態」。例如文學中的女人，並不是討論任何一位現實生活中的女人，而是關於女人的談論方式。重點在於談論方式，而不是女人。
但伊格頓認為這種定義方式問題重重，文學為什麼不能有「實際作用」？文學的實際作用，我們會在次回見到，除此之外，「純文學」說，與「普遍狀態」說，之後的章節，還會反覆遇見，此點請讀者牢記在心。
因此，伊格頓提到第二種通說，即文學無法被「客觀」定義。順此，把文學的問題放在「人如何閱讀」而非強求「文學的本質」。這種說法的例子，可以說是論語、老子、莊子一類的作品。他們在被寫成時，是基於思想上的理由，而不是文學上的理由。特別是論語，它甚至不是孔子親筆寫就，而是語錄體。但千載之下，這些作品進入台灣的﹍國文學系[3]，成為文學經典被歷代學子朗誦。
這便是標準文學被建構的過程。重點不在作者自認為是或不是文學，而是「他們」認為你是文學，那麼你就是文學了。
所以，文學若要被下個統一的定義，就如果要表述所有遊戲的特徵一般，那是徒勞無功。伊格頓認為，文學，並沒有什麼「本質」可言。接著他便舉了許多例子，表達文學並不是什麼客觀的東西。建構文學有歷史與社會的的條件存在，也牽涉到種種權力的運作，因此次回，我們以「英文」在英國的興起為例，探討英國文學從女性到男性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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