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4日 星期五

誰是巴賀金?




請你們注意,我不是文藝學家,我是哲學家。








20世紀的思想家中,巴賀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的命運可說是非常獨特、乖舛的。


1928年末,他因進行有關康德等人的思想研究、宗教研究而被捕[1]。而1929年未經起訴、審判便被判刑五年。原本被發配到索洛斯坦集中營[2],但經人營救後,轉往發配北哈薩克的邊境小城庫斯坦。


在前蘇聯的極權體制下,一位學者鬧出這樣的事可謂身敗名裂,因此在沒有大學敢接納他的狀況下,他就這樣在學術界中消失了30多年。


但在50年代末,當政治當局以經逐漸淡忘這位不重要的學人後,當時的學界才慢慢發現他。


巴賀金的三次被發現 


當時,研究世界文學的研究生柯日諾夫,讀到《杜斯妥也夫斯基之創作問題》一書後大為震驚,便多方打探作者何人?而後,他得知作者尚在人世後,便於1961年偕同友人一起拜訪巴賀金。


而巴賀金見到這群研究文學的後進時,開頭就說:「請你們注意,我不是文藝學家,我是哲學家。[3]


長談之後,這群攻讀世界文學的研究生深自為這位本國理論家折服,進而對巴賀金進行研究,他們籲請巴賀金對早年的手稿進行修訂,進而出書。在一番斡旋後,巴賀金將《杜斯妥也夫斯基之創作問題》更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之詩學問題》,於1963年出版。


接著,總算在1965年,修訂完《拉伯雷的創作和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民間文化》,並加以出版。這些舊作的重新面世,可說是巴賀金的第一次被發現。


這兩本書的出版,引起了法國結構主義學者的關注,並加以譯為法文,在結構主義當紅的年代,巴賀金受結構主義推崇,成為他在西方學術界大紅的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還是他見解獨到,不同於專制官方文學論的「狂歡節」理論。此後,待法文譯本一多,也有不少學者談他的「主體間性」。至此,巴賀金學說由蘇聯被介紹到法國,並從文學界加以擴大,這可以算是巴賀金的第二次被發現。


到了80年代,巴賀金思想已從歐陸散溢,連美國都有專門引界巴賀金的書,學者克拉克聲稱:「在西方的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與文學批評領域中,他已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4]所以,我們可以把巴賀金由歐陸被介紹到整個西方世界,由文學研究到跨領域的重視,當作是巴賀金的第三次被發現。


在眾多「被發現」的過程中,巴賀金的面貌也隨之改變。先是從文學家、語言學家、符號學家、美學家,繼而是思想家、倫理學家、社會哲學家、歷史文化學家、人類學家等。


將這些頭銜加在巴賀金頭上,大抵上是不錯的。但我們必須回到前段,巴賀金的夫子自道。


是與非之間 


那句「我不是……,我是……」,界定自己是什麼,而不是什麼的夫子自道,在本文中起樞紐的作用,瞭解這點,有助於我們釐清統攝巴賀金多元研究的關鍵意義。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不能掌握住他始終自認為哲學家的關鍵,那對巴賀金的研究,難免流於由一己領域向外觀看的片段式研究。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巴賀金自稱為哲學家,為何他並不從事哲學著述,而是一直對小說進行研究呢?


要瞭解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回到當時的政治脈絡去看,當巴賀金以「違法教授維心哲學」被捕時,他就已經是學術當局的黑名單,不但被流放,更受到監視,因此,他無法堂而皇之地以自己的名義發表哲學著作,甚至,他要以自己的名字發表文章都很困難,因此,他常以友人的名義發表論文,但這也導致日後判定文章作者是誰時,遭遇了一些困難。


因此,他藉由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拉伯雷的小說,來印合自己的理論,並在兩人的小說中,汲取自己理論的養分。


們知道,在西方哲學家中,如海德格、薩德、高達美等人,常用文藝或文論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不過,那是一種個人嗜好,是一種暢快的寫作,是哲學中向語言轉的產物。


但對於巴賀金來說,轉向文藝寫作,是一種無奈的隱蔽,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但這種寓哲學思想於文學評論的形式,卻給當代哲學界添增了一種新的寫作形式。




延伸閱讀:
觀世之道巴賀金

文學理論導讀(再):結構主義與符號學





[1] 罪名是「違法教授維心主義」。我們知道,當時前蘇聯鼓吹唯物論,任何非屬唯物思想的學說都必須獲得當局核可才可傳佈。
[2] 該集中營被稱為「死亡禁區」。
[3] 轉引自錢中文,〈理論是可以長青的——論巴赫金的意義〉,《巴赫金全集》。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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