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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對於全球化的觀點
就現行主流理論來說,對於全球化所持的態度,可概要分為三類:
甲、進行派
乙、轉型派
丙、懷疑派
在此,我們要特別注意到一點,那就是不會有學者稱自己為「進行派」的學者。事實上,所謂的「進行派」只是我們為了方便歸納而推出的說法,並非真有其派別。
在這個「進行派」中的學者們認為,全球化不但是已發生,也是正在發生的事實,是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但共通點就到此為止,之後是兩股完全不同的理論視野,以最簡單的二分法來說,便是支持者與反對者。當然,以這種極其粗糙的分類方法是不敷我們使用的,但其差異也並非三言兩語能解決,因此,我們先做保留,留待後節說明。
轉型學派:中道,就是王道
基本上本派別是為了調和以上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爭而來,代表人物當然是各位耳熟能詳的季登思。
筆者認為,此類轉型學派的說法,在各學門、各領域的學術爭端裡都曾出現,況且,就學術爭論史的脈絡來看,誰越「聲稱」自己站在「中道」的一方,誰就越能得到更多的掌聲,因為在常民的概念裡,「中道」的同義詞往往是「最大公約數」。但就學術領域裡,人多,並不見得是對的。真理更不是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初始,本派只是想調和支持與反對全球化的爭端,直到季登思提出了名震一時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和《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主張中間偏左(Centre─left)的政治和社會哲學,替轉型學派增加了理論深度。不過話說回來,如果聽其言觀其行,也許會更瞭解這位被中華民國第十屆暨第十一屆總統奉為國師的學者,究竟是何種德行?
轉型學派學者認為,身處新世紀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正在重組現代社會與世界秩序。目前進行中的全球化,是史無前例的,跨國界的政府和社會正在對世界進行重大的調整,國際與國內、外交與內政的界限已經不再清晰。如果各位不明其意,想起一句話:「出口轉內銷」也許就能明白了。
所謂的「國內外事務」日益成為一種新的領域,促使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空間急劇擴大,成為影響一個社會和社群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所以,對這一學派而言,全球化正在產生一種強大的「轉型力量」(transformative force),促使世界秩序中的社會、經濟和制度 產生「劇變」(shake─out)。
另一方面,轉型學派認為,這種世界秩序的劇變又充滿變數,因為全球化其實是一種偶然的歷史過程,而不是如新左派和新自由派所認定的歷史趨勢與必然規律,誰都無法預測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構的世界新秩序。
也就是說,轉型學派既不否認全球化的存在與威力,但也不斷定全球化必然導致民族國家的滅亡,而是走最安全、阻力最小的道路,不(敢)對全球化進行價值判斷,既不認同新馬克思學派的全盤否定,也不贊同新自由學派的正面肯定,而認為全球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其發生和發展充滿自身的矛盾與各種合力的因子,尤其是當代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的流向,在歷史上都是沒有先例可尋的。所以,全球化的內容與方向無法預知。
儘管轉型學派並不認同全球化導致民族國家的消亡,但仍然承認全球化下的新主權不再是傳統主權所具有的絕對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和零和性,而且認為,「國界」(疆域)已經成為全球化的麻煩製造者,將不斷面臨著跨國界或無國界國際組織的挑戰。
例如,歐盟就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混合體,其主體被分割為國際、國家和地方三大塊,任何一方(尤其是國家權力)都難以獨立處理發生在自己領土內的金融和生態等事務,所以全球化是促使主權、領土和國家權力的關係發生轉型的力量,傳統的民族國家將不再是世界權力的唯一,或是主要的統治形式。
因此,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他們認為「理性」、「明智」的國家政府應該轉化自身的統治功能,改變全能政府為有限政府,側重推展「經濟發展」、協調集體行為,以及促進國際合作。他們堅持認為,全球化不是促使國家消亡,而是促使國家和政府實行「戰略轉型」和重組,並導致政府的活動更積極、更重要。
懷疑派:G8的野妄
懷疑全球化派(the sceptical thesis),簡稱懷疑派。其代表人物是P. Hirst和G. Thompson。與其他學派不同,懷疑派認為甚囂塵上的所謂全球化,根本就是一個迷思(myth)和天方夜譚。
首先,懷疑派從經濟史的角度提出,20世紀末的經濟全球化根本不是什麼新玩意兒,更不是史無前例的,因為19世紀末的「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時期,已經出現過全球經濟、市場和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體化。如今的所謂「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種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而已。
他們中有人認為世紀之交的全球經濟,只是一種「區域化」(region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因為它只是三大區域的金融和貿易的合作,即歐洲、亞太與北美。而且,經濟區域化正在朝著逆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因為區域經濟日益走向排他、封閉和保護。所以,目前的區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動力,而是阻力。所以,當代流行的謂全球化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誇張宣稱。
同時,懷疑派透過大量的經驗研究指出,所謂的國家弱化和消亡的謬論,完全是聳人聽聞、無知可笑,因為,這在根本上低估了國家和政府干預國際經濟的持續性力量。
目前所有國際間的經濟交往,只有依靠具體國家和政府的協調和推展,才能達到經濟自由化的持續,否則將一事無成。政府絕不是國際化被動的犧牲者,而是主要的設計師和建築師。舉例來說,今日的國際化,就是美國政府在二戰後所推展的雙邊經濟體系與民族經濟自由化的副產品。
經濟國際化,不可能導致國家和政府動彈不得(immobilization),因為資本的國際化不僅能限制政策的選擇,也能擴大政府政策的選擇空間。
此外,懷疑派也認為,國際化並沒有導致南北不平等的消失,而是意味著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日益邊緣化,因為貿易和資本更多地在發達國家之間流動,並由此產生更強大的排弱效應。
同時,他們根本性否定全球化能夠有助於全球勞力的分工與合作,有助於已開發國家向開發中國家輸出就業機會的繆論。
因為從經濟架構而言,懷疑派認為過去一個世紀裡,國際化並沒有,也不可能改善世界經濟不平等、不公正的架構。而且,所謂的全球化只會導致更極端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促使世界裂解為不同文化、宗教和種族的獨立領地,而不是什麼世界大同、全球一體化的世界。
如此,不僅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迷思,文化全球化更是一個天方夜譚,而這種一統全球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的全球化迷思與狂想,都是先進工業國家(G8)所臆想與杜撰出來的。
所謂的「國際秩序」 (international order)和「國際團結」(international solidality)都是那些自大並企圖將一己經驗強加於別人的強權國家(G8)口號。
所以此派學人不認同超全球化的觀點,認為全球化不可能導致全球經濟政策的一致,另一方面,全球化不得人心,正在遭到許多國家和民眾的有效抵抗。
看看1999年12月美國西雅圖WTO會議期間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就表明,不僅開發中國家反對全球化,而且G8國家的勞工團契與環保團契也成為強有力的反對者。近一點的例子,有去年在香港的反WTO盛會。在此脈絡下,真正全球化的組織,是那些反對全球化的行動者。
乍看之下,懷疑學派似乎有點標新立異,反潮流而行。但研究就是在不斷的懷疑過程中深化的。這一懷疑學派的理論和方法並不新鮮,它有可能借鏡了二戰後流行美國學界的「修正學派」。
從歷史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許多民眾司空見慣的現象其實都是幻覺,而現實中種種虛擬的迷思和誇大的衝動往往導致許多歷史的衝突和人類的災難。如此,全球化所引起的衝突,就像世界大戰和美國內戰一樣是人為的,絕不是必然的,所以是可以避免的。
新自由派:全球佈局,締造雙贏
接著介紹兩派,雖然都認為全球化正在進行,但其實勢同水火,這裡要談的便是新自由派。
新自由派(Neo─Liberals),其主要代表人物是K. Ohmae和W.Grieder。他們認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經濟和市場的整合,其結果不見得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而是世界資源的優化組合,絕大多數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將得到「長遠」的「比較利益」。
尤其是,他們認為全球化是人類進步的先驅,因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場和全球競爭一體化的出現。
新自由派透過大量的世界貿易變化的經驗研究顯示,(你想到什麼了嗎?)強調貿易全球化的結果是「雙贏」。例如,從貿易架構而言,1965年到1995年期間,儘管已開發國家間的貿易量仍在全球貿易總量中佔有優勢,但其比重已從59%減少到47%,同期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貿易量則從32.5%增加到37.7%,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則從3.8%猛增到14.1%。(按IMF數據)
數字上是如此顯示,不過,筆者仍要提醒一點。僅看單方面數字去做樂觀判斷,是危險的。特別是IMF這類組織。
此外,新自由派大力讚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積極功能,認為它確定了國際貿易的四項革命性、普遍性原則。一是非歧視性(non─discrimination),由此恢復了經濟大蕭條前的最惠國待遇原則;二是互惠性和對等性(reciprocity),所有成員國享受對等的關稅待遇;三是透明性(transparency),防止黑箱作業;四是公平性 (fairness),旨在反對低於市場價格的傾銷政策。由此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是國際關稅大幅下降,同時減少了在服務業方面的非關稅貿易障礙。
當然,說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究竟事實真相是否如新自由派所讚揚的一般?仍不能僅聽信其片面之詞。
同時,在超國界的國際貿易和金融組織的推展下,經濟全球化已對社會民主和福利國家產生巨大影響。為了因應經濟全球化的壓力,目前一些國家和政府被迫削減國家支出和減少政府干預。如此,經濟全球化已經形成一種「鐵籠」(iron cage)效應,迫使每個政府嚴格遵守全球金融的共同規則,促使現行的福利政策受到大幅度削減,政府的獨立功能大大萎縮。
此外,新自由派還強調,訊息不可能是獨佔的,而是共享的,尤其是網際網路上的訊息是極為公平的,任何國家和民眾在此都能得到同一種價值的訊息、同一個商品交易會的時間,所以全球化下的訊息流動是跨國界、無階級的。尤其是,根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任何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國家,都將被開除球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國大清帝國的命運,在道德上值得同情,但歷史是無情的,拒絕現代化的潮流,必然被歷史所淘汰。如今21世紀的世界潮流就是全球化,不管你贊同與否,人類的選擇只能是接受、適應和參與。而且全球化與西化不同,因為全球化導致全體地球的公民受益。
你對以上談話同意嗎?你認為全球公民都能接收網際網路的資訊嗎?你認為網際網路上的資訊真的是極為公平的嗎?你認為網際網路上的消息果真是具有價值的嗎?你認為21世紀的潮流就是全球化嗎?對於全球化的浪潮,你只能委身與適應嗎?全球化與西化真的不同嗎?你認為全球化講造成全體地球公民受益嗎?你覺得新自由主義說法正確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當然是極其開放的,若有時間,筆者將進行歷史性的分析,將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脈絡、全球化、G8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掠奪進行歷史比對,那麼,便可勾勒出其容貌大觀。
新左派:既不神聖,也無羅馬,更不是帝國
新馬克思主義派或新左派(Neo─Marxists and Neo─Left)。其主要代表人物是S.Amin、A. Callinicos和S. Gill。他們的主要觀點是將全球化等同於帝國主義化、西化和中世紀主義。他們認為今日的全球化就是代表了反動的全球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勝利。
因此,所謂的全球化,其結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兩極分化,而國家和政府已經淪為國際壟斷資本的買辦。(S.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新左派認為,目前的政治全球化是企圖恢復古代的帝國系統,模糊國家和領土的概念,由一種文化和宗教(如羅馬天主教)或一種政治制度(如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來統治一大區域,甚至全球國家。新左派認為,自古代以來,世界歷史在帝國與反帝國,或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較量中,經歷了五大歷史時期。
第一是發生在西元500─1500年期間的中世紀,可稱第一次帝國時期或第一次全球化時期,它以神聖羅馬帝國和中國為代表;第二是發生在1500─1800年期間的反帝國時期,也稱近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時代,它以歐洲國家脫離神聖羅馬帝國為標誌;第三是第二次帝國時代或第二次全球化時代(1800─1945年),以大英帝國和拿破崙帝國為代表,以地緣政治(geopolitics)為特徵;第四是戰後的1945─1970年,此乃第二次反帝國、反全球化時期,以民族獨立(decolonization)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為特徵;第五則是發生在世紀之交(20世紀80年代─21世紀初)的第三次帝國時代或第三次全球化時期,以歐盟(EU)、亞太經合組織(APEC)和北美自由貿易組織(NAFTA)為代表,以非領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重新一統化(r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地緣經濟(geo─economy)為 特徵和趨勢。
對此,新左派認為,當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孕育了新興的歐洲民族國家後,帝國系統在歐洲開始瓦解。諷刺的是,歐洲列強將這種帝國遺產移植到拉美、亞洲和非洲,直至二戰後,亞非拉國家開始回歸當初的獨立國家形態。
如今,世紀初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種形態的帝國體制。所不同的是,這次全球化不是以軍事強製為先導,而是以市場和資本為前衛,沒有流血和暴力,一切「似乎」建立在市場規律的「自願原則」之上。如果當初是通過戰爭打破主權和領土的界線,那麼,今日全球化則是透過資本、資訊和市場來衝擊國家主權,促使國家和領土的界線再度淡化。
此外,與19世紀的武力侵略、領土霸佔不同的是,此次全球化的目的是奪取開發中國家的市場,而不是領土。但對開發中國家而言,丟棄市場比丟棄領土 更為悲慘,因為丟掉領土(如中國丟了HK)仍然可以再奪回來,領土是看得見的實體存在,而丟了市場,就一去不復返了。還有,目前的Internet就是一 種「資訊殖民主義」,WTO是市場帝國主義,IMF是金融帝國主義,聯合國則是一種政治外交帝國主義,長此以往,全體開發中國家再度成為西方帝國主義臣民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所以,全球化的實質內涵就是西方帝國主義、西方現代化、西方資本主義和西方體制的全球性擴散,也就是西化的全球性侵略。
更有甚者,新左派批判這次全球化是一種「新中世主義」(New Medievalism)的復興。(各位記得,中世紀又稱__時代嗎?)
中世紀主義的本質,是所有天主教國民不受一個主權國家的統治,每個國家必須在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絕對威權下,分享主權,其核心是表明國家主權是可以重疊的、效忠是可以多重的。
所以,神權高於王權的新世紀版本,即是「(商)人權高於主權」。而且,新左派強調,古代的帝王(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和中國的皇帝)往往只是統治(ruled)整個帝國,但並不管理(governed)帝國的所有領地和番邦。他們缺乏行政力量、人事資源、組織體系和訊息管道去管理所擁有的龐大疆土,也就是說它們注重「面子」,不重「裡子」。
但當代政治全球化的趨勢是,強大的跨國公司和西方資本注重的是「管理」傳統的民族國家,要的是裡子,而不是面子。所以,新帝國比之舊帝國更具欺騙性和危害性。
不過,新左派將失去領土與失去市場相提並論,是有點不當的。如果說,失去的領土可以隨著國力的增長可以奪回來,市場照樣可以隨著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從無到有,由小變大,如本來產品品質不佳的韓國,近來利用廣告、行銷、設計等產品外圍的推銷手法,竟也在世界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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