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6日 星期五

海圖、不可見之星



R0013491


所謂的「專業」,並非自然形成,而是透過權力與經濟進行生產與再生產。





Robert Hariman的《語藝研究與專家學者》。文中大略探討了知識與權力、大學文化,與專業主義。是篇有趣的文章,足見邊緣學科的焦慮是舉世皆然。


該文破題便將實證主義指為慘無人道的古拉格群島,而作者在1989年的這種比喻,不難理解。[1]作者稍後又提到,該文的目的是對大學的主要意識型態,即「專業主義」進行批判。


作者認為,許多身處邊緣的學科,對主流學科提出專業獨裁上的質疑。例如語藝批評者認為毋須固守學術著述的習慣,不妨效法社論或散文等更面向公眾的寫作形式。事實上,美國許多著名的公眾知識份子,如杭士基、蘇珊桑塔格等人便致力於將知識推出學院高牆,採取流暢的散文形式,於報刊發表文章,與民眾溝通。


關於大學文化,哈里曼認為,19世紀的舊式殖民地大學,課程靠背誦,教師若是新來的便橫遭剝削,因此成為改革的對象。


改革的關鍵,作者認為在重新定義美國文化,重點在發明「專業」的概念。從運動體操、家居建築到宗教崇拜,每一學科都成了「自然科學」。美國著名的新聞史學者莫特教授描述19世紀時,曾表示,當時的專業、自然科學思潮像一個漩渦,把所有美國的行業都捲了進去,而新聞業,也在此時才成為一種「專業」。


近代大學文化是在19世紀下旬形成,而19世紀又是一個「專業」至上的年代。但這個「專業」,在運行已久後,造成非常多弊端,這也是作者相當不滿之處。


道術為天下裂

作者引Parsons的說法,認為美國的學科制是隨著近代大學的產生而產生的。當然,依哈里曼的觀點而言,這個學科制,應該視作是「規訓制度」。


因為學科隨著大學的建制而分化後,學科的規範、建制模式便成了大學的核心課程。而這種專門劃分的領域,便隨著知識的產生,同時也對自我存在的穩定性進行再生產。


知識、權力是相互增生的。瞭解這點,我們再來進行對「大學」的關照。當大學成為中產階級主宰、管理社會的機制時,「學科」的界線就很重要。因為管理首重「安穩」,任何無法被納入學門規範的知識,就不被當成是「知識」,更精確地說,是在「資產階級的大學體制下」,不被認可是知識。


這時要不就將無法被納入的知識動手術,加以削足適履地納入學門建制,或是根本忽視這玩意的存在。舉例來說,像橫跨歷史、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學門的批判學派,就無法在資本主義大學體制下,成立一間學院,甚至連系所也不可得。




但社會科學、法學等系所,便座落於河邊的16億大樓中。若商學院,那更不得了,就在學校的正中心,蓋了一棟20億金碧輝煌的大樓。因為我們熟悉這種建制方式,所以不會覺得奇怪。但若我們以火星記者法[3]來關照此一普遍存在的事實,便要問:問什麼中文系不跟金融系放在一起?為什麼教育系不跟風管系放在一起?為什麼法律系不跟阿語系放在一起?


在實體空間裡,放/不放在一起,用地理學家Massey的概念來說,就是權力幾何學的問題。簡單講,就是學院大樓被安置的位置,是在邊陲還是中心呢?什麼學院跟什麼學院會被放在同一棟大樓呢?這些都是有跡可尋的


但除了實體空間外,更重要的是科系內所傳遞的知識。我們知道,近代大學的科系建制,是美國19世紀的傳統造成。在此流風所及,臺灣得高等教育也隨之劃分,但這就造成了分家的謬誤。


以東方傳統來說,文史哲三者是不可分的「士」養成教育。所以,研讀文學,並不只是鑽研其文字涵意、音韻句讀(ㄉㄡ、)、訓詁考據。[4]此三者在傳統士子的概念裡,稱之為「小學」,即專注於文字語言之道的學問。


和「小學」相對的,則是「大學」。《大學》一書中開宗明義便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所以我們可以瞭解,傳統文化裡的「大學」是指對思想、哲學進行探索。


又,以《史記》來說,是中國第一本紀傳體史書,是其後二十五史之濫觴。但該書價值何止在史學層次?其中的文學筆法,一字春秋,中文系師生豈可不讀?


但依現行學院體制,導致《史記》是歷史系研究,經學、思想史等是哲學系的中國哲學領域,只有古代文人最看輕的的修辭、小學,讓中文系來教。這種分類方式,讓學生無法一窺全豹,文學院各系學生,只能由一己領域之窗口,去窺視無窮的道術。


其終末,正是汝所見之況。


再者,就社會科學來說,西方的社會科學,是對社會千變萬化的現象,依自己所處的學門,對社會現象進行抽象分析的學問。例如經濟系關心的是,資源有限,欲望無窮,要如何在有限資源內分配,以達成社會之共善?而政治系則關切社會上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政治系認為人性本惡,需要用完善的規則來杜絕弊端,所以才有分權制衡的概念。社會系則認為社會內的互動,是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的交往,那麼在互動的過程中,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會有什麼摩擦?要如何加以解決?這些則是社會系所關心的。


但是這也產生了弊端,如哈里曼提到,這些位於窗口所看出的現象,都是局部,而缺乏解釋力的。政治學者單只就政治學提出建議,社會學家則提出社會學的建議,經濟學人則提出純經濟的解釋。一旦超出這個界線,則不被人視為有影響力。[5]












所以,我們所面臨的問題,較諸西方更為複雜。我們所要改革的問題,也較西方更多,因之我們不能不加批判便全盤接受西方的藥單,若此,恐怕藥到不是病除,而是命除


海圖上不存在的星星

專業主義的另一個弊病,就是研究的靜態化。承接以上的空間化探討,我們可以繼續發現,所學教材的問題。

如果原來是口述的,那麼就必須加以書寫,如果已經是書寫稿,就得小心加以檢驗,使其成為不會變動的文本,年代、版次、刷次、頁碼等一應俱全,如此,才能方便論文互相引用。這目的就是讓文章能被索引,能被評論,一旦如此,才能保持學院知識的再生產。


哈里曼認為,當界線嚴苛的專業社群形成,自我定義何謂專業,而「公眾演說」這類無法被安穩放置在近代大學科系的知識,就不被認可為一門「專業」,但那不是這種活動消失,而是演說這種思辯活動,在專業分化的海圖裡,是一顆閃亮的不可見之星


他認為這種壓迫性、制約的研究傳統,是一種方法論上的獨裁,使知識只能是某個特定主體,透過特定方法後所產生的特定結果。因此作者認為,將語藝學發展為對知識虛偽、矯情、限制,與斷裂進行研究的學問,為一可行之道。


事實上,作者本文是以語藝學者為探索的子午線,進行對知識與,與生產知識的機構批判、再思。哈里曼採取了知識社會學與歷史社會學雙重進路,探討近代大學,與專業的形成。並糾舉出所謂的「專業」,並非自然形成,而是透過權力與經濟進行生產與再生產。


這種金錢與權力所交織的權力/知識網絡,知識晚進者不可不加思索地全盤接受,因為建制化學院所傳授給你的,是已被「規劃」好的海圖,只要你手握這張海圖,拿著教師為你打造的六分儀,基本上可以走一條不遇上力雅喪(Leviathan)的航線。


但是,現實與海圖,絕對不是如實證論者所稱,全然對應的存在。有許多是現實中存在已久,但海圖上不存在的事物。前段已揭示,語藝學與批判學,是與資本主義建制學院無法相容的存在,但例證並不僅止於此,以新聞學來說,當今被奉為國王的聖經之教條——「中立、客觀」,其實都只是資本主義漩渦下的產物,在報紙草創的年代,根本就不來這套的。


乍看之下合理,但其實大有問題的「表象」,在此指學界。簡單來說,對理所當然不以為然,對表象追問,這就是新聞學的價值。





延伸閱讀:





[1] nominalismrealism爭辯的新時代版本。
[2] 以社會學和傳播學為例。
[3] 哈里曼的說法是「使之奇怪化」。
[4] 以上三者,按中文系的術語來說,稱「小學」,即文字、聲韻、訓詁。
[5] 但台灣不學無術的過氣政客與其名嘴包裝仿若如所不知、無所不能地宣告各項知識。
[6] 例如SSCI化或謊稱全球化的中國化。
[7] 例如「提升國家競爭力」,但我們若掌握歷史脈絡的話,會發現這是複製開發中國家朝向西方化的重複之路。




---

1 則留言:

歡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