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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專業」，並非自然形成，而是透過權力與經濟進行生產與再生產。
Robert Hariman的《語藝研究與專家學者》。文中大略探討了知識與權力、大學文化，與專業主義。是篇有趣的文章，足見邊緣學科的焦慮是舉世皆然。
作者認為，許多身處邊緣的學科，對主流學科提出專業獨裁上的質疑。例如語藝批評者認為毋須固守學術著述的習慣，不妨效法社論或散文等更面向公眾的寫作形式。事實上，美國許多著名的公眾知識份子，如杭士基、蘇珊‧桑塔格等人便致力於將知識推出學院高牆，採取流暢的散文形式，於報刊發表文章，與民眾溝通。
關於大學文化，哈里曼認為，19世紀的舊式殖民地大學，課程靠背誦，教師若是新來的便橫遭剝削，因此成為改革的對象。
改革的關鍵，作者認為在重新定義美國文化，重點在發明「專業」的概念。從運動體操、家居建築到宗教崇拜，每一學科都成了「自然科學」。美國著名的新聞史學者莫特教授描述19世紀時，曾表示，當時的專業、自然科學思潮像一個漩渦，把所有美國的行業都捲了進去，而新聞業，也在此時才成為一種「專業」。
近代大學文化是在19世紀下旬形成，而19世紀又是一個「專業」至上的年代。但這個「專業」，在運行已久後，造成非常多弊端，這也是作者相當不滿之處。
道術為天下裂
作者引Parsons的說法，認為美國的學科制是隨著近代大學的產生而產生的。當然，依哈里曼的觀點而言，這個學科制，應該視作是「規訓制度」。
因為學科隨著大學的建制而分化後，學科的規範、建制模式便成了大學的核心課程。而這種專門劃分的領域，便隨著知識的產生，同時也對自我存在的穩定性進行再生產。
知識、權力是相互增生的。瞭解這點，我們再來進行對「大學」的關照。當大學成為中產階級主宰、管理社會的機制時，「學科」的界線就很重要。因為管理首重「安穩」，任何無法被納入學門規範的知識，就不被當成是「知識」，更精確地說，是在「資產階級的大學體制下」，不被認可是知識。
這時要不就將無法被納入的知識動手術，加以削足適履地納入學門建制，或是根本忽視這玩意的存在。舉例來說，像橫跨歷史、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學門的批判學派，就無法在資本主義大學體制下，成立一間學院，甚至連系所也不可得。
其實，要建立一門學科，必須先將界線與圍籬闢出，再來才是考慮要放入何種知識。[2]也就是說，要建立一門學院學科，必須要有一個確切的「研究空間」。這個空間可以是實體的，以國立政治大學為例，文學院一棟，旁邊是外語學院和傳播學院，這三棟建築物都被流放在山上，並非學校的核心地帶，要到該處，必須經過跋山涉水，或是搭乘校內公車。
但社會科學、法學等系所，便座落於河邊的16億大樓中。若商學院，那更不得了，就在學校的正中心，蓋了一棟20億金碧輝煌的大樓。因為我們熟悉這種建制方式，所以不會覺得奇怪。但若我們以火星記者法[3]來關照此一普遍存在的事實，便要問：問什麼中文系不跟金融系放在一起？為什麼教育系不跟風管系放在一起？為什麼法律系不跟阿語系放在一起？
在實體空間裡，放／不放在一起，用地理學家Massey的概念來說，就是權力幾何學的問題。簡單講，就是學院大樓被安置的位置，是在邊陲還是中心呢？什麼學院跟什麼學院會被放在同一棟大樓呢？這些都是有跡可尋的。
但除了實體空間外，更重要的是科系內所傳遞的知識。我們知道，近代大學的科系建制，是美國19世紀的傳統造成。在此流風所及，臺灣得高等教育也隨之劃分，但這就造成了分家的謬誤。
和「小學」相對的，則是「大學」。《大學》一書中開宗明義便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所以我們可以瞭解，傳統文化裡的「大學」是指對思想、哲學進行探索。
又，以《史記》來說，是中國第一本紀傳體史書，是其後二十五史之濫觴。但該書價值何止在史學層次？其中的文學筆法，一字春秋，中文系師生豈可不讀？
但依現行學院體制，導致《史記》是歷史系研究，經學、思想史等是哲學系的中國哲學領域，只有古代文人最看輕的的修辭、小學，讓中文系來教。這種分類方式，讓學生無法一窺全豹，文學院各系學生，只能由一己領域之窗口，去窺視無窮的道術。
其終末，正是汝所見之況。
再者，就社會科學來說，西方的社會科學，是對社會千變萬化的現象，依自己所處的學門，對社會現象進行抽象分析的學問。例如經濟系關心的是，資源有限，欲望無窮，要如何在有限資源內分配，以達成社會之共善？而政治系則關切社會上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政治系認為人性本惡，需要用完善的規則來杜絕弊端，所以才有分權制衡的概念。社會系則認為社會內的互動，是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的交往，那麼在互動的過程中，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會有什麼摩擦？要如何加以解決？這些則是社會系所關心的。
但是這也產生了弊端，如哈里曼提到，這些位於窗口所看出的現象，都是局部，而缺乏解釋力的。政治學者單只就政治學提出建議，社會學家則提出社會學的建議，經濟學人則提出純經濟的解釋。一旦超出這個界線，則不被人視為有影響力。[5]
目前台灣的學術環境，知識生產正處於一個自上而下的「知識規劃」時代。在這個時代裡，知識生產並不是自主性知識活動的結果，而是或根據某種特定的知識規劃[6]，或以國家發展的邏輯為原則[7]，而由某種特定的知識生產機器加以生產與再生產。
所以，我們所面臨的問題，較諸西方更為複雜。我們所要改革的問題，也較西方更多，因之我們不能不加批判便全盤接受西方的藥單，若此，恐怕藥到不是病除，而是命除。
海圖上不存在的星星
專業主義的另一個弊病，就是研究的靜態化。承接以上的空間化探討，我們可以繼續發現，所學教材的問題。
如果原來是口述的，那麼就必須加以書寫，如果已經是書寫稿，就得小心加以檢驗，使其成為不會變動的文本，年代、版次、刷次、頁碼等一應俱全，如此，才能方便論文互相引用。這目的就是讓文章能被索引，能被評論，一旦如此，才能保持學院知識的再生產。
哈里曼認為，當界線嚴苛的專業社群形成，自我定義何謂專業，而「公眾演說」這類無法被安穩放置在近代大學科系的知識，就不被認可為一門「專業」，但那不是這種活動消失，而是演說這種思辯活動，在專業分化的海圖裡，是一顆閃亮的不可見之星。
他認為這種壓迫性、制約的研究傳統，是一種方法論上的獨裁，使知識只能是某個特定主體，透過特定方法後所產生的特定結果。因此作者認為，將語藝學發展為對知識虛偽、矯情、限制，與斷裂進行研究的學問，為一可行之道。
事實上，作者本文是以語藝學者為探索的子午線，進行對知識與，與生產知識的機構批判、再思。哈里曼採取了知識社會學與歷史社會學雙重進路，探討近代大學，與專業的形成。並糾舉出所謂的「專業」，並非自然形成，而是透過權力與經濟進行生產與再生產。
這種金錢與權力所交織的權力／知識網絡，知識晚進者不可不加思索地全盤接受，因為建制化學院所傳授給你的，是已被「規劃」好的海圖，只要你手握這張海圖，拿著教師為你打造的六分儀，基本上可以走一條不遇上力敗雅喪（Leviathan）的航線。
但是，現實與海圖，絕對不是如實證論者所稱，全然對應的存在。有許多是現實中存在已久，但海圖上不存在的事物。前段已揭示，語藝學與批判學，是與資本主義建制學院無法相容的存在，但例證並不僅止於此，以新聞學來說，當今被奉為國王的聖經之教條——「中立、客觀」，其實都只是資本主義漩渦下的產物，在報紙草創的年代，根本就不來這套的。
乍看之下合理，但其實大有問題的「表象」，在此指學界。簡單來說，對理所當然去不以為然，對表象追問，這就是新聞學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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