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你們注意，我不是文藝學家，我是哲學家。」
在20世紀的思想家中，巴賀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的命運可說是非常獨特、乖舛的。
在前蘇聯的極權體制下，一位學者鬧出這樣的事可謂身敗名裂，因此在沒有大學敢接納他的狀況下，他就這樣在學術界中消失了30多年。
但在50年代末，當政治當局以經逐漸淡忘這位不重要的學人後，當時的學界才慢慢發現他。
巴賀金的三次被發現
當時，研究世界文學的研究生柯日諾夫，讀到《杜斯妥也夫斯基之創作問題》一書後大為震驚，便多方打探作者何人？而後，他得知作者尚在人世後，便於1961年偕同友人一起拜訪巴賀金。
而巴賀金見到這群研究文學的後進時，開頭就說：「請你們注意，我不是文藝學家，我是哲學家。」[3]
長談之後，這群攻讀世界文學的研究生深自為這位本國理論家折服，進而對巴賀金進行研究，他們籲請巴賀金對早年的手稿進行修訂，進而出書。在一番斡旋後，巴賀金將《杜斯妥也夫斯基之創作問題》更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之詩學問題》，於1963年出版。
接著，總算在1965年，修訂完《拉伯雷的創作和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民間文化》，並加以出版。這些舊作的重新面世，可說是巴賀金的第一次被發現。
這兩本書的出版，引起了法國結構主義學者的關注，並加以譯為法文，在結構主義當紅的年代，巴賀金受結構主義推崇，成為他在西方學術界大紅的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還是他見解獨到，不同於專制官方文學論的「狂歡節」理論。此後，待法文譯本一多，也有不少學者談他的「主體間性」。至此，巴賀金學說由蘇聯被介紹到法國，並從文學界加以擴大，這可以算是巴賀金的第二次被發現。
到了80年代，巴賀金思想已從歐陸散溢，連美國都有專門引界巴賀金的書，學者克拉克聲稱：「在西方的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與文學批評領域中，他已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4]所以，我們可以把巴賀金由歐陸被介紹到整個西方世界，由文學研究到跨領域的重視，當作是巴賀金的第三次被發現。
在眾多「被發現」的過程中，巴賀金的面貌也隨之改變。先是從文學家、語言學家、符號學家、美學家，繼而是思想家、倫理學家、社會哲學家、歷史文化學家、人類學家等。
將這些頭銜加在巴賀金頭上，大抵上是不錯的。但我們必須回到前段，巴賀金的夫子自道。
是與非之間
那句「我不是……，我是……」，界定自己是什麼，而不是什麼的夫子自道，在本文中起樞紐的作用，瞭解這點，有助於我們釐清統攝巴賀金多元研究的關鍵意義。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不能掌握住他始終自認為哲學家的關鍵，那對巴賀金的研究，難免流於由一己領域向外觀看的片段式研究。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巴賀金自稱為哲學家，為何他並不從事哲學著述，而是一直對小說進行研究呢？
要瞭解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回到當時的政治脈絡去看，當巴賀金以「違法教授維心哲學」被捕時，他就已經是學術當局的黑名單，不但被流放，更受到監視，因此，他無法堂而皇之地以自己的名義發表哲學著作，甚至，他要以自己的名字發表文章都很困難，因此，他常以友人的名義發表論文，但這也導致日後判定文章作者是誰時，遭遇了一些困難。
因此，他藉由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拉伯雷的小說，來印合自己的理論，並在兩人的小說中，汲取自己理論的養分。
我們知道，在西方哲學家中，如海德格、薩德、高達美等人，常用文藝或文論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不過，那是一種個人嗜好，是一種暢快的寫作，是哲學中向語言轉的產物。
但對於巴賀金來說，轉向文藝寫作，是一種無奈的隱蔽，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但這種寓哲學思想於文學評論的形式，卻給當代哲學界添增了一種新的寫作形式。
延伸閱讀：
觀世之道‧巴賀金文學理論導讀（再）：結構主義與符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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