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在台灣是相當方便的東西，
正如免洗筷一樣，用過就丟。
九、免洗自由
臺灣剛要踏進1970年代，但迎接這個10年的開始，卻是風風雨雨。
在60年代的末期，臺灣的聯合國席位已然動搖，縱然統治者希望封鎖消息，但當時島內已開始察覺不穩之氣。接著，1970年的釣魚台事件，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
這兩件大事都是對當權者的警訊，提醒他們，他們的權位有了危機。再加上當時的強人蔣介石已因健康問題，暫時退居幕後，意欲讓蔣經國掌權。在這樣的接班危機，以及外交危機裡，國民黨威權政府已經體認到光憑自己的宣傳機器是不足以成事的，因此，他們採取了另一種宣傳的手段。
「智者」與權者
1970年10月，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開了兩次座談會，找來許多專家學者，商議該如何度過這一內外交迫的政治危機。會中，他們選定以《大學雜誌》為新的發聲場所，以別於當時的黨報。
首先，他們將《大學雜誌》改組，安插自己的人馬，之後便在1971年3月開始正式介入臺灣政治。以今觀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組合，因為裡面不但有國民黨的嫡系人馬，也有諸如許信良、張俊宏等日後的「反動份子」。
但也正因有這種容納不同聲音的雜誌出現，才讓他們的言論更有力。不止如此，受到執政當局的鼓勵，毋須擔心發表後會被警總請去泡茶，所以，無所顧忌的真實言論，頗能打動人心。
適逢釣魚台事件與「退出」聯合國等重大政治挫敗，該刊於46期刊載由許信良、楊國樞、陳鼓應、張俊宏等19人聯名發表的〈國是九論〉，為當時的社會、政治提出建言。此外，尚有〈國是諍言〉、〈臺灣社會力的分析〉等文，俱為當時引領風潮之作。當事人之一的張俊宏曾於《我的沈思與奮鬥》（1977）提到：「相互合作、發表言論，促成蔣經國內閣加速政治革新，為後世造成了一次『智者』與『權者』和諧制衡的模範。」
但是，這股智者與權者結合的風潮並未結合許久，到了1973年元月，雙方合作關係便宣告結束。根據張俊宏自己的說法，他認為雙方無法圓滿相處的原因有二，一是退出聯合國後，國人趨於冷靜，且國際地位已慢慢穩固，並未如事發當時的恐懼一般，會成為「國際孤兒」。第二是，中國國民黨內部權利轉型完成，以蔣經國為首的新內閣並未受到重臣阻撓。在這種內外交迫的環境過去後，智者當然就沒有多大的發言空間。
之後，部分如今所熟知的民進黨人士如許信良、張俊宏便退出該刊，投向黨外的反對運動中。
算起來《大學雜誌》，真正發揮其身為政論雜誌影響力的時間，不過堪堪兩年，但卻是承先啟後的重要關鍵刊物。
前文提到，臺灣政論雜誌的典範為《自由中國》，和《公論報》並稱為民主香火「一報一刊」的起頭。接著承繼《自由中國》的是《文星》，再來就是《大學雜誌》。這是承先的部分。
至於啟後，則是自《大學雜誌》之後，才開始有了台籍人士自辦的政論雜誌，也就是後來黃信介與康寧祥等人創辦的《臺灣政論》。我們若把《自由中國》當成臺灣第一波知識份子反對極權體制的發軔，那《大學雜誌》可說就是臺灣第二波反對運動的鳴槍者。
回顧政論雜誌的發展，從《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到其後的《縱橫》、《雷聲》。刊載的內容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最明顯的是《自由中國》早期還在刊載什麼反攻復國、堅定反共立場，台灣是民主世界的灘頭堡之類之類的官樣文章，到中期開始以批評時政為主。而到了此階段，不只是刊載批評時政的文章，還有許多國民黨的內幕消息。
而內容方面，也從早期登載嚴肅說理，僅有高階知識份子能懂的論說文，到後來以刊載新聞報導式的文章為主。再以省籍組成來說，在《大學雜誌》之前，政論刊物的核心成員，多以中國來台人士居多，直到《大學雜誌》時，才對不同省籍、不同立場的成員兼容並蓄。
黨外雜誌
本時期可說是政論雜誌的蓬勃發展期，除了各黨外人士所經營的雜誌外，還有中時報系的《時報雜誌》，聯合報系的《中國論壇》，言論色彩相當鮮明的《黃河》。此外更有國民黨自辦的《雙十園》、《光華雜誌》、《大眾雜誌》等試圖與黨外人士所辦的雜誌一較高下。
但因這些一言堂式的機關刊物，和國民黨所掌控的官民營報紙口徑一致，除了部分忠黨愛國又口袋麥克的人士外，無法再獲取新的顧客。因此，本時期所稱的政論雜誌，將專注焦點於黨外人士所辦的雜誌，因此也稱為「黨外雜誌」。
1979年，可說是黨外街頭政治的高峰。這一年陸續發生了余登發事件、許信良停職案、中泰賓館事件，與美麗島事件。這每一事件都衝撞了國民黨政權的底線，導致國民黨運用黨國機器，諭令全面鎮壓這批「顛覆份子」。在這邊，留給我們印象最鮮明的歷史圖像，是「江洋大盜施明德」[1] 在軍事法庭裡毫無懼色的笑容。
在這些黨外運動者中，雖然大多數成員入獄，但未入獄的成員，或其配偶便接二連三、前仆後繼地創辦雜誌，以其為言論發聲之處。這時，我們不禁要問，為何黨外人士捨棄其他媒體，獨獨以雜誌作為傳播管道？
以傳播學的角度來看，雜誌相較於其他大眾媒體，具有分眾、多樣化的特質。也就是說，雜誌傾向於為特定讀者傳播特定的專門知識。但雜誌的缺點在於準備時間較報紙、電視、廣播等大眾傳播媒介久，缺乏立即性，且售價高於其他大眾媒介，導致雜誌的影響力不若其他大眾媒介。[2]
不過，對1970～1980年代的黨外人士來說，其優點大過於缺點。我們先不談報禁的問題，光就報業的基礎建設來講，就必須可觀的人力物力，加以每天出刊的定時壓力，並非當時尚未組織的黨外人士可以負擔。
再者，電視與廣播的頻道都掌握在政府手裡，一般商用頻道的節目內容都還有諸多管制，更別提讓黨外人士宣傳反對意識了。即便當時開放部分頻道供黨外人使用，他們仍然無法負擔高昂的機械與人力成本。
反觀雜誌，和報紙、電視、廣播等傳播媒介相較，相對而言申請較易，再者人力物力也不需其他大眾媒介般可觀，只要維持住基本能寫稿的人力即可。無需自備印刷器材，只需把原稿拿給印刷廠交由輸出便可。所以由上面限制與可行的原因，我們可以瞭解為何當時黨外人士選擇雜誌作為發聲媒介。
免洗自由
簡要地檢視完臺灣政論雜誌的脈絡後，我們便來想想，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年代？我們從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兩個脈絡來檢視這個時代的表現，可以發現什麼？
我們這樣回顧歷史，有什麼意義？特別是當時的黨外人士已成了今日的政壇新貴，他們為以前的行動描述成「捍衛新聞自由」，並把當時描述成一個報紙、電視、廣播都被國民黨操控的時代，只有黨外雜誌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所以，他們要以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來對抗國民黨掌控，無新聞自由、無言論自由的官民營媒體。這種說法在當今已蔚為常識。
但，果真如此？
如果從其內容來看，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先從產權結構來看，這些政論雜誌的出資者不折不扣是私人產業，不若現在產權還要巧妙地切割、偽裝成上市公司，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些雜誌是徹徹底底的私物。
但，媒體為私人擁有，並不註定便一定為惡，我們必須看這種私人媒體到底產製了哪些言論？自然，是有許多揭露國民黨不當統制的內幕，以及提供了許多官方教育、媒體所沒有告訴的你的另類真實，這點，的確具有啟迪民治之功，不容抹煞。
但是當這群參與過黨外民主運動，現今為權貴人士者，只要告訴後人這些片面之詞，那就和他們當年所反對的國民黨威權體制完全如出一轍了。
既然是私人媒體，不免有老闆干預的弊病產生，而這種弊病，也發生在這些自詡為「民主」的黨外雜誌。
例如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系列，其實充滿了老康的個人色彩，就算說是老康的機關報也不為過，在選舉時，也毫不猶疑地替老康本人及其同路人宣傳。接著是《深根》的老闆許榮淑，因和老康理念不合，當時該刊的副社長邱義仁便率先發起「批康運動」，也因此在1983年的立委選舉前，《八十年代》和《深根》便你來我往地大打筆戰，這種黨外民主人士互相內鬥的情形，在國民黨眼中只有「爽快！」兩字可以形容。
當然，因為刊物主事者的好惡而影響雜誌言論的例子所在多有，這裡僅舉以上顯著案例作為代表。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老闆干預媒體言論的狀況，不但在當時被視為打手的聯合、中時如此，連自詡為民主陣營的政論雜誌也不意外，所以，就編輯室而言，其實從日據時代至今，都罕見言論獨立的編輯台。
官方掌控及其附庸、侍從媒體當然毫無編輯室自主可言，但是連自詡為民主的反對運動派，也和其敵手進行同樣地家父長管控，我們從這種對立的陣營，卻行使同樣的控制這點來看，就可以知道，臺灣其實根本不存在記者自主的空間。
就記者而言，沒有依專業判斷而獨立編採、寫稿的空間，那麼就爭取新聞自由者的角度來看呢？
這邊就以一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為例說明，他就是當時《生根》的副社長邱義仁，後任國安會秘書長。他當年在該刊時，發表了不少關於爭取新聞自由的文章，並表示新聞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但後來卻高倡國家安全優於新聞自由。
那我們該如何解讀這前後不一的事實？是前期邱義仁錯嗎？還是後期邱義仁錯？若我們用對與錯的標尺去衡量邱義仁，那就是預設新聞自由是一普世價值的前提。
但筆者認為，前後期的邱義仁，都是正確的。
何解？因為這批新聞自由的鬥士，並非把新聞自由當成普世價值的人權處理，而是當作一個很好用的階段性工具處理。所以，在進行政治運動時，為了向國民黨爭權，不使國家機器查禁他們的言論，所以必須要把西方世界好用的「新聞自由」當成擋箭牌拉進來，至於他們瞭不瞭解何謂「新聞自由」？那不重要，反正，只要任務達到就夠了。
等他們爭權成功，先把老康打倒，再把國民黨趕下野，自己位居廟堂之上時，就開始鼓吹國家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任何權利、自由，都無法與國家安全相提並論。
我們知道，免洗筷的作用是什麼？就是出外時，讓你免備餐具，進食方便的東西。而免洗筷其壽命，不過朝生暮死，一頓飯、一盞茶的時間罷了。那是一種——
方便，但是不環保的東西。
兩相對照，其實看這批當時為了捍衛民主價值、新聞自由的人，一旦他們掌權，或在掌權之前，那種作為與他們的言論相較，是極其諷刺的。
遺憾地說，臺灣新聞界並沒有挺身追求新聞自由，為了一己、為了民主的專業而戰之傳統。以傳統報業來說，真正有風骨的報社、雜誌，早早就被島內屠夫蔣介石給封鎖，留下來的只有黨報及其侍從。而這些報社的老闆，只知道為了自己的經濟與報業帝國而戰，在真正需要為了新聞自由而發聲之時，卻又集體噤聲。他們只有透過眾多徒子徒孫替先人擦脂抹粉，謂之「報人風骨」云云。
而電子媒體呢？當時國民黨系統的當家主播李豔秋曾在頒獎時自嘲所獲之獎是最佳傀儡獎，而最佳主播獎，如此便可見一斑。
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為了「新聞自由」而戰的「先賢」們，其實都是為了政治而戰，新聞自由只是他們的劍和盾罷了，一旦目的達到，那工具也就可以放棄了，此乃得魚忘筌也。
從日據、短暫的民主櫥窗期、恐怖統制期、改革專制期、解嚴、到商業戰國期的臺灣新聞界，其實是沒有新聞自由的傳統可言。沒有傳統，不止代表了無典範可依循，更代表了臺灣沒有容納新聞自由的結構，因此，這是結構性、長期的因素使然。
這也是臺灣新聞界，根深柢固的問題所在。
問題：
除此之外，2010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將台灣將台灣的公民自由評比從第一級調降為第二級，主因是2008年5月起，前獨裁政權國民黨復辟後，對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權的諸多違逆，還有針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設立新限制。請你舉出一新聞事例驗證或反駁以上的敘述。
延伸閱讀：
英國爭取「出版自由」時的狀況，可從來沒把它當普世價值的天賦人權，這時爭取的權力，也和後世的「新聞自由」毫無關連，絕非教科書上所說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時期。
英國新聞自由考（五）：是自由鬥士，還是不可一世？
英國也同然，在台灣教科書上被記載為「新聞鬥士」的名字，真面目其實是政客。他們只是把報紙當成鼓動輿論、打倒政敵的工具，何嘗關心過「新聞自由」？他們連新聞自由這個詞都沒說過。
英國新聞自由考（十）：唯我獨尊、為所欲為
英國早期的「新聞自由」，只是特定階級、特定人士能享受的絕對自由，與當代「理想上」的新聞自由毫無關連，只是為何21世紀台灣的新聞自由，還停留在18世紀的英國階段？
完全沒想過要這樣來看待「黨外雜誌」的意義，真是開了眼界 <(_ _)>
回覆刪除那自由時報 要放在哪個定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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