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溪水出前村
六、萬山不許一溪奔
前文已提及，1958年秘密通過的出版法修正案，造成臺灣輿論震盪。這不但是違法、違憲的條文，其嚴，更勝文字獄。但國民黨當局為何敢不怕所謂「國際友人」、「民主同盟」等「友好國家」、「兄弟之邦」恥笑，大幅度地限縮島內自由？
故事，要從《自由中國》創刊前開始說起。
自由中國
1949年，中國國民黨在中國節節敗退，年中開始大逃亡，從首都敗亡到沿海地區。當時親國民黨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認為，不改革、不民主是難以對抗共產主義的。而在國民黨敗逃的過程中，老大哥認為國民黨政權沒用了，遂發表「對華白皮書」，準備放棄國民黨政權。
在這內外交迫的情況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認為，政府應當建立國際形象，特別是要拉攏在海外的知識份子[1]，透過他們以建立國際關係。此外，胡適等人認為，儘管共匪已經席捲了長江以北的半壁江山，但隔著長江天險，國民黨政府仍有可為，畢竟中國歷史上就有幾次這種偏安江南的情況。
所以，這批知識份子的看法是，只要中共不渡江南下，國民黨政府能夠在江南維持一個局面，在政治上加以改革，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仍有逆轉的契機。
於是，胡適、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原本打算在上海或南京創辦一份刊物。未料[3]，守住江陰要塞的國民黨將領竟然被共匪的金條買通[4]，當共匪渡江時，國民黨將領下令砲口反轉，不再抵抗，於是共匪便如王濬樓船，輕舟橫渡萬重山。
此後，中國國民黨軍倒戈的倒戈，叛逃的叛逃。1949年年底， 總裁挾著金條與國寶，倉皇由孫立人部隊護衛，自打狗登陸。因此，本來打算在上海創刊的《自由中國》，最後在台北創刊。
《自由中國》剛創刊時，是國民黨政權的民主櫥窗，也獲得頗多支持。但國民黨敗退後第二年（1950年），韓戰爆發。
前文提及，1950的韓戰對臺灣意義重大，此戰使老大哥重新審視臺灣的戰略地位，不但當時派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更在1954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臺灣納入全球冷戰體系，使臺灣重獲老大哥關愛的眼神，並將臺灣納入全球冷戰體系。
既然 蔣公得到老大哥的回頭支持，自然就不需要民主櫥窗，自然，對這本雜誌的支持就大不如前。
然而，胡適、雷震這批知識份子認為，既然有必要宣傳民主憲政，雜誌就必須繼續辦下去。當時R. O. C已納入全球冷戰體系，國際關係暫時無虞，因此他們便轉而檢討台灣的內政。
這當然是蔣介石的大忌。
1955年1月，十二卷第一期的《自由中國》，刊出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指責救國團的體制是非法的，進而檢討國民黨的黨紀。此文一出，雷震和國民黨的關係加惡化。最後，國民黨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將雷震開除黨籍。
1956年，先總統 蔣公七十大壽，他表示要察納雅言，希望各界以進言代替祝壽。[5]於是這群天真知識份子，如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蔣云田、徐道鄰、王世杰和雷震等人都發表文章，出了期「祝壽專號」，社論標題是＜壽總統蔣公＞。
該社論建議要選拔繼任人才，確立內閣制，並要求實施軍隊國家化。胡適寫了一篇＜講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希望蔣介石要做到無能、無治、無為，不要個人獨裁。徐復觀＜我所瞭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以心理學的觀點來分析蔣介石的性格。
本期因內容直指政治問題所在，因此大為暢銷。當然，執政當局無法容忍此一挑釁行為。此後《自由中國》便遭到《青年日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國防部總政戰部等各單位一起圍剿，軍方刊物以「思想走私，為共匪統戰鋪路」攻擊《自由中國》。《中華日報》當時的社長曹聖芬甚至為文表示像《自由中國》這樣的雜誌社應該加以搗毀，總政戰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何謂「思想毒素」？主張言論自由、軍隊國家化，建立自由教育，對總統的批判等，通通都是「思想毒素」。今日視為理所當然的作法，在當時黨衛隊的想法卻是「思想毒素」。
1960年，蔣介石第二任總統期滿，《自由中國》便指出不可任意修憲，總統也不可違憲連任。從一開始的國民黨員雷震，到此時的知識份子雷震，可說已和蔣介石完全決裂，獨裁者的手，即將伸向新聞界。
民主菁英的合流
提到總統選舉，先讓我們從違法違憲的中央選舉跳開，來觀察一下1949年後的地方選舉。
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敗逃台灣之後就實施全島戒嚴，憲法所保障的所有自由，形同具文。自然，民主幼苗無從發展。
在這鬱悶的年代裡，只有選舉，是草根民主的展演、試驗場。
日據時期，台灣就有地方選舉，現有資料顯示，當時選風乾淨，沒有買票、做票等情狀。但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籍菁英死盡滅絕，縱有逃過一劫者，也從此無涉政治。在這種狀況下，出來競選者，都是地方角頭、土豪劣霸之流，當然無助於民主推廣。
1957年的選舉，台北郭國基、台南吳三連、高雄李源棧、宜蘭郭雨新、以及雲林的李萬居等五人當選，並稱「省議會五虎將」，再加上「嘉義媽祖婆」許世賢，合稱「五龍一鳳」。
選後，李萬居認為應該對選風大力改革，因此他召開「選務總檢討會」，檢討買票與做票現象。此外，改革人士更打算申請設立一個常設組織，名為「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但在戒嚴體制下，這個申請當然無法獲准。
當局對這個檢討會非常敏感，因為《自由中國》一再強調要成立反對黨，而雷震也參加選後的這個選務總檢討會，檢討會的內容全部登在《自由中國》，政府當然對台籍與外省菁英的合流感到忌憚。
1960年選前，改革人士舉行「選舉改進座談會」。選後，改革人士共72人，在台北市民社黨總部召開「在野黨及無黨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省議員郭國基在檢討會上痛批選風敗壞，指責民社黨和青年黨無力制衡，必須組織強而有力，真正具有制衡作用的反對黨。
此後，改革人士就決定到各地巡迴演講，告知民眾即將成立新的政黨──中國民主黨，該黨推舉雷震、李萬居和高玉樹三位任發言人。七、八月間，他們先後在彰化、台中、嘉義、高雄、中壢等地舉辦選舉改進座談會，同時宣佈新的政黨即將在九月底成立。
當然，中國國民黨動員黨報、官報、文化界人士等一起加以圍剿，指稱組黨是違法，妨害國安全，政府將不予承認。《自由中國》一方面刊載選舉座談會的內容，同時反駁國民黨刊物的說詞，雙方再度展開筆戰。
1960年記者節，殷海光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表示組織政黨的民主潮流就像大江東流，是任何政黨所抵擋不住的。但三天之後，《自由中國》實質領導人、組黨運動第一發言人的雷震以「知匪不報」和「為匪宣傳」的罪名被逮捕，判處十年徒刑，《自由中國》只好解散。
以今觀古，若是改革人士在1960就成功組黨，則民主運動必然可向前推進十數年不止，則「深化民主」不再只是選舉時的口號，更可著根於日常生活。更重要地，本次民主運動是台籍與外省人士同在「民主」的旗下而合流，顯見當時所謂本省／外省的分界，並非如此涇渭分明，而是政客為了炒作而建構的虛偽分界。
公論報
前節提到李萬居，但他不只是省議員，還是《公論報》的創辦人。李公與雷公對臺灣新聞界的最大意義，是確立了報人風骨的典範，對後世新聞從業人員來說，雖不能及，但心嚮往之，就是這種典範。
1946年4月26日，臺灣省記者公會成立，當日所選出的17名理事，台籍人士便佔9位，但歷經二二八浩劫後，九人中僅餘李萬居一人繼續從事新聞工作。而《公論報》在1947～1949年的「清鄉」、「綏靖」血洗風潮中，因公正客觀，有別於官報、黨報的偏頗立場，因此贏得「臺灣大公報」的美譽。直到1951年底，除黨營的中央、中華、新生外，民營報業中就屬《公論報》銷量最大，亦是最受肯定的質報。
但正派辦報的代價，便是遭到中國國民黨政權惡狠狠地打壓。
李萬居在1959年的省議會的質詢詞中曾表示：
「這些年來本報被迫害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從總編輯、記者、編輯，下至各地營業處的負責人，從禁錮到甲級流氓，各種罪名無奇不有。」
誠然！無奇不有！
「本報副總編輯以莫須有罪名被治安機關拘禁達三個月；編輯阮景壽被禁錮一年一個月之久；總主筆倪師壇於四十六（1957）年十一月被捕，至今仍未恢復自由；總編輯黃星照，編輯陳秀夫和記者江涵被國際部控以妨害軍機的莫須有罪名，均各被判處徒刑。在各地的業務人員和記者也常被迫害，如東勢營業主任兼記者劉枝尾，以甲級流氓的罪名，被監禁於屏東縣小琉球海島上；礁溪記者兼營業主任張光熾也曾被拘禁過，嘉義辦事處副主任董金龍則被處以兩年半管訓。」
這些被提出來的事例，僅是九牛一毛。當時氣氛如此，何以蔣介石敢厚顏無恥對外宣稱中國擁有言論自由，是民主陣營的灘頭堡？
除了政治力公然介入，逮捕、管束之外，經濟力與其他小動作更是多不勝數。例如：因為公論報銷量好，國民黨便不准公家機關訂購。[7]至於前篇所提及的白報紙限張、有限度開放限張、禁止貸款等惡招，也全是衝著《公論報》而來。
但獨裁者畏懼1960年的雷震、李萬居等民主勢力合流，1960先重判雷震10年，1961年再運用中國國民黨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搞垮《公論報》，隨後，《公論報》便被王惕吾[9]吃掉，成為今日的《經濟日報》。
一報一刊
《公論報》、《自由中國》，被後人稱為民主香火之始的「一報一刊」。雖然在1960、1961年這一報一刊先後覆滅，但在報禁結束前，不斷有民間刊物繼承民主香火，一報一刊的精神。
1961年，雷震65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贈友：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堂堂溪水，出前村。
問題：
1.請簡述何謂「人口學變項」。
2.《無冕王的神話世界》提到，報導者的人口學變項是一種「框架」，而台灣媒體高層的「省籍」結構性偏向，是否造成報導偏頗？請舉一則新聞報導為例。
延伸閱讀：
中華日報、中央日報等中國民黨黨報在該黨喪失殖民式統治地位後，毫不意外地走入歷史，目前僅剩青年日報倖存。善盡中華民國保家衛國義務的男性讀者們，必然閱讀過這份歷史悠久的報紙，今日何其有幸精選本月報導一則，讓已然提昇的讀者們回味；未曾歷練過的讀者嚮往。
今日已無法重現當年中國國民黨御用文人圍剿民主派學者的場景，但法螺大法好的現象依舊存在。
[6] 這一系列社論被稱為「今日問題」，提及了當時眾多的社會、政治、經濟、教育問題。其中最辛辣的要算第二篇，由殷海光執筆的〈反攻大陸問題〉，其中挑明了反攻大陸的「國際情勢」與「戰爭條件」，認為「短期內不可能反攻大陸」。此篇論理精闢，但也直接挑明了國王是沒穿新衣。這也是日後雷震被以「散佈反攻無望論」被逮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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