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聞自由考（七）：中國國民黨報人

1961年2月起，瑠公圳分屍案偵辦期間，《聯合報》獨家、率先指出二戰空軍英雄柳哲生殺人分屍，棄屍於瑠公圳。信口雌黃、捕風捉影的狀況，與今日並無二致。

七、中國國民黨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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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自由考（六）：萬山不許一溪奔

沈寂的年代

    

1961年8月25日，國民黨掃討完反動份子雷震與李萬居後，躊躇滿志地於陽明山「廣納建言」，稱為「第二次陽明山會談」。

    表面上而言，這是偉大的領袖  蔣公為了聽取新聞界的意見而展開的會議，但實質上是以雷震、李萬居為前車之鑑，要殘存報社好好「遵從國策」，繼而完成「反共復國大業」。

    歷經1950年代一連串對報社的出版法管制，對新聞從業人員的迫害，其罪名從資匪到甲級流氓，可謂無奇不有。第二次陽明山會談是新聞界最後一次透過集體力量，以新聞自由之名，向政府要求解除新聞管制。

    該次會談中，民營報刊向國府要求廢止限張、限證政策，並希望以新聞自律來代替惡毒的出版法。但該會談僅具「諮詢」功能，而無決策作用，因此民營報業除了自律外，對出版法以及其他限制政策，完全是一籌莫展。

    此後，中國國民黨由1963年始，自1978年為止，共舉行五次新聞工作會談以「輔導」新聞業。會談中決定，除了在媒體中安插黨分部，以利國民黨隨時監控之外，還透過歷次會談，「指導」輿論走向。非但如此，在重大事件發生時，則透過「時事座談」的方式，明訂可報導與不可報導的範圍。

所以，60年代爭取言論自由的聲音，可說是一片死寂。

前文提及，1960年雷震被捕，1961年公論報覆滅。後人稱為民主香火的「一報一刊」傳承關係在此暫時中斷，此時只有《自立晚報》以極為委婉，跪著造反的方式，暗暗延續最後一絲星光。直到1971年，《大學》雜誌改組後，開始批判時政，才算是承接《自由中國》的民主香火。

    《大學》所掀起的時評風潮，又以保釣事件與退出聯合國的影響為最大。此種民主刊物，當然飽受打壓，該刊於1974年被迫再度改組，就此沈寂。但民主與自由的討論聲浪再起，正如《自由中國》中殷海光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一般，一旦星火重新燃起，是執政者無法撲滅的光芒。

第一質報

    1963年9月2日，台北市報業新聞評議會成立。

按照當時《自立晚報》社長李玉階的說法：「新聞評議會出現，源於新聞界之自律運動，而新聞界之自律運動，則始於前年秋間舉行之陽明山第二次會談。」這是李玉階於1963年9月2日發表於《自立晚報》頭版的文章。

    可是對照於前節的說法，似乎並非如此，就連李玉階的文章也緊接著表示：「在該次會談中，報業與會人士四人聯名提出建議四點，其中最重要一點，為促請政府廢除或修正出版法，由新聞界本身以自律方式代替。」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第二次陽明山會談時，新聞界是希望爭取廢除、修正言論管制的惡法，只是用「新聞自律」的曲道行之。而真正需要新聞自律的關鍵，其來有自，那就是名震一時的「瑠公圳分屍命案」。

    1950年3月，中國國民黨政府公佈戒嚴時期新聞雜誌管制辦法，法條嚴苛，動輒織民入罪，加上不時有「長官督導」，因此政治新聞呈現一言堂的狀況。以當時限張的時代背景，報業無法在政治新聞上競爭，也無法在副刊、運動線上一較高下，更遑論影劇線的競爭。

    因此報業競爭唯一的出路，便在於社會新聞。以《徵信新聞》[1]、《聯合報》為代表的民營報紙，便於此一時期大幅炒作社會新聞。

1961年2月起，瑠公圳分屍案偵辦期間，《聯合報》獨家、率先指出二戰空軍英雄，官拜空軍少將的柳哲生殺人分屍，棄屍於瑠公圳。一家既出，其餘各報紛紛引述《聯合報》的「新聞」。[2]當時各報無所不用其極，據指出、據報導、據了解、不願具名的消息人士指出、熟知內情人士表示、與柳將軍交好的友人透露……信口雌黃、捕風捉影的狀況，與今日並無二致。

    這種情況，長達50天。

    所以臺灣媒體之爛，並非由港媒「入侵」臺灣開始，而是這些自詡「正派經營」的「質報」帶頭作亂，時間點也非中國國民黨史觀所稱，報禁解除才有新聞亂象，而是早自1960年代。況且所謂獨家報導、率先披露云云僅是含沙射影、含血噴人。

    待真相大白後，王惕吾或迫於輿論壓力，或尚知廉恥，在瘋狂炒作後，於同年5月18日，在台北市記者之家舉辦前所未有[3]的「道歉酒會」。

    當日出席者除開新聞公害受害者柳哲生夫婦、軍事檢察官任兵外，尚有加害人《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4]、社長范鶴言、《華報》發行人朱庭荺、聯新社發行人蔡馨發以及誹謗者東海大學的徐復觀教授。見證者尚有空軍總司令陳嘉尚、副總司令徐煥昇、國民黨第四組主任曹聖芬[5]、新聞局長沈錡，及各報負責人共100多人。

    李玉階在道歉酒會上說：「所幸這個案件經過治安機關嚴密偵察，已告真相大白，至於新聞界本身，因這一案件已接受了考驗……」。對照前段李玉階的言論與本段，我們才能知道，「新聞自律」的由來，不是陽明山會談，而是此一捏造新聞之惡行已造成公憤。

但就算洗清冤屈，柳哲生仍在隔年退役，改行賣冰。

新聞評議會

1963年9月2日，《中央日報》的曹聖芬、《聯合報》的王惕吾、《徵信新聞》的余紀忠、《大華晚報》的耿修業等四名社長，籌組「台北市報業新聞評議委員會」正式成立，為中國第一個新聞自律組織，為我國新聞自律開創了新頁。

    以上為中國國民黨史觀的通說，請注意新聞自律這個關鍵字。

    此外，新評會在組織章程第二條明言：「本會以維護新聞自由、推行新聞自律、 提高新聞道德標準、促進新聞事業善盡社會責任[6]健全發展為宗旨」。

    請注意新聞自由這個關鍵字。

    但揆諸該會由生自死，卻只依社會責任論，侈言「新聞自律」，實施「新聞評議」，卻從未挺身對臺灣的新聞自由做過任何努力。

    此外，世新大學彭懷恩認為，評議會缺乏功效主要原因有三：即經費不足、人力不足、無強制力。但這三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和不顧新聞自由這點完全相關。

    首先，評議會創始四人就非常不對勁。曹聖芬是大黨工，言論自由消音器，此自不待言。竟然還有公害製造者王惕吾，與其不遑多讓的余紀忠，此間較為正派者，僅有耿修業一人。[7]

    再者，由評議委員的組成來看，新評會雖為為民間組織，卻是中國國民黨黨工俱樂部。前六屆委員不外是忠貞黨員、黨國大老、黨報社長、退休官員、資深立監委等。如此成員背景，何敢稱之「代表民間」、「反映多元」？

    如此的結構背景下，新評會在評議新聞項目上，不敢，也不能評議政治新聞。只能秉持所謂的「社會責任論」，對社會新聞進行評議，況且評議新聞，曠日廢時，待結案時，媒體不知又炮製多少假案，就算獨以社評議會新聞的角度觀之，也是毫無作用、形同虛設。

對症下藥

    

當今臺灣媒體的公信力跌落谷底，媒體亂象、公害層出不窮。各方關心媒體人士莫不以一己之視角，替臺灣媒體把脈，進而對症，下藥。

    最常見的批判聲浪，首推「外來的」港媒，侵害了「我們的」新聞界。所以禍首是以黎智英為首的《壹週刊》、《蘋果日報》。這種純潔的本土／外來的侵害二元思維在台灣政壇非常流行，在和政壇相當密切的新聞界也是常見的口號。

    沒錯，最先提出這種批判聲浪的，不是其他領域，正是臺灣媒體。而其中反對最先，也是最烈的，就是《獨家報導》的沈野。讀者若有印象，便可知那是將同為政大中文系畢業的學妹，璩美鳳的光碟散佈於市的週刊。

    這種說詞，只是將新聞界敗壞的風氣推給外來的港媒，而把自己描述成弱不禁風的待哺幼兒。

    但由瑠公圳的新聞炮製案，我們可知這種惡劣行徑其來有自，是由中國國民黨一手造成的局面，絕非港媒。

    筆者以為，這是臺灣媒體環境從起點就異常險惡。從1945年台灣被中國國民黨接收開始，經過了1947的貳貳捌事件、戒嚴體制、報禁七限、出版法、秘密通過出版法修正案、雷震案、李萬居案、第二次陽明山會談、瑠公圳案、新聞評議會……

    值得成為模範的刊物一個接一個覆滅，留下來的大多是黨報及其侍從，加以新聞評議機構根本是掩人耳目，形同虛設。說一句重，但是中肯的話，就是臺灣的媒體從根爛起。

    「根」的意思不只是媒體機構的高層，還是歷史的起點。臺灣報業的起點是先天不良，後天失調。從而我們進行媒體批評，不能忘記這個重要的起點，明白如此，我們才能對症下藥，而不是藥到命除。

問題：

蘋果日報至今已站穩零售第一大報地位，依你的觀察，蘋果日報和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等報差異何在？（提示：政治經濟學）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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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時中時，可曾忠實？

新聞公害的批判基礎——以涂醒哲舔耳冤案為主例

書中記載：錯誤最多、最不認錯的就是聯合報。

台灣新聞自由考（二）：二二八

台灣新聞自由考（三）：自由是共產黨的東西

台灣新聞自由考（五）：中國國民黨的謊言

魚目與真珠的糾葛：評《百年報人》


※新聞自由考系列，每週一定時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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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時報》的前身，老闆是余紀忠。

[2] 以今日比擬，完全是星期三《壹週刊》出刊後，各媒體便宜行事，按表操課，炮製新聞。

[3] 應當也是空前絕後。

[4] 起碼王惕吾還會裝模作樣地弄個「道歉酒會」，但他的接班人，時任《聯合報》副總經理的王文杉則是在1998年，第二次退報運動時挑明了講：「……報社自然堅持不道歉的原則。」

[5]國民黨第四組總管新聞、言論。我們在前篇也提及，此君就是公開倡言要搗毀《公論報》的先生。他兒子在身後出了一本書，叫《一片祥和日月長──報人曹聖芬》，所謂「祥和」之說，讓人無言以對。此外，此君也出現在被稱做「傳播教父」、「記者老師」的鄭貞銘所編《百年報人》。又，同被《百年報人》收錄的資深記者陸鏗，於2001年記者節時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版，明言他恥與某人同冊。這個某人，就是黨工曹聖芬。

[6] 當時國府大力推動所謂的「社會責任論」，想必讀過傳播理論的讀者不然不會陌生。又，本欄第一回亦有提過報業的「五」大分類，其中有一項便是社會責任論。

[7] 此人是《大華晚報》社長，同時也是《中央日報》的副總編。而以上四名社長全為國民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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