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本系列與其說是導讀，不如說是訃文，
意即我們原先欲以討論的對象，其實已經被我們埋葬。
末：政治批評
從序章到前章，我們可發現，文學理論始終與政治信念與意識型態價值觀密不可分，所以，文學理論與其說是一種知識探索的對象，不如說是一種觀察時代的特殊視野。
這點並不足為奇，任何關於人的理論，不可能不關心人類與社會、歷史、文化的交互關聯。反過來說，若是有某些「純文學理論」認為不該牽涉到「文學之外」的東西，這種說法，倒像是一種學術神話。而伊格頓的信念，也就是筆者提筆為文，寫下這份導讀的原因。
原因在於伊格頓並非是可以安置在學術建制體系內的文人，也就是說，作者的學識超出了文學系、社會學系與哲學系的領域，也因此作者的作品才能在世界各地的學院中引起轟動。
所以，往往在引介其思想時，礙於轉述者背景領域的限制，落得以管窺天的窘境。這實在是一個漏洞，不過，正因有這樣的漏洞，才有後學去填補的機會。由於筆者身兼文學與新聞的雙專業，因此，本系列試圖以文學、新聞以及其他領域的知識，和作者進行理論性的對話。「文學」與「文學之外」，就是筆者與作者在理論視野上的交會點。
替文學招魂
回過頭來，我們繼續審視伊格頓對文學的探討。作者曾在序章指出，文學並沒有什麼本質可言。在這裡作者更進一步地說明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文學不存在」。既然文學不存在，那麼依恃著文學而存在的文學理論，又是什麼呢？
作者認為，任何理論想要為本身建立合理性，通常有兩個常見的辦法。第一是界定「研究對象」的範圍，第二是「研究方法」的選定。不過，以此論點觀之，首先，在前面幾章的討論就已經明白，任何試圖界定「文學」範圍的說法，都將失敗。再者，文學理論用的研究方法，無論是研究作品的銷售量、作品的社會地位，抑或是作者年幼時受了什麼精神創傷，都不是文學理論所獨立發展的研究方法。
所以，文學批評是一門「非學科」（non-subject）。而這點對於傳播學界來說，是一個值得思索的課題。因為傳播學門／領域／學科，永遠面臨一個生死存亡的危機，學界至今仍無法自免於這種根本上的焦慮。這焦慮就是「傳播是否可成為一獨立領域？」
我們從國科會的分類來看，傳播早年是附屬於社會學底下的次領域，而後一度獨立成一「傳播領域」，但也不止一次進出於「傳播──社會」學門。
除開這個事實面相，我們再從作者對領域成立的兩個方法來看，首先是研究對象的界定：傳播的領域可謂包羅萬有，絕不僅限於大眾傳播。但問題也正在於此，因為研究範圍太大，造成無法聚焦，反而沒有辦法進行討論。
再者，研究方法的問題，文學領域至少還出現了一些自己的研究方法，但傳播領域到目前為止仍以「接枝」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方法「為主」。職是之故，無論方法或對象，都無法找到確切合理獨立的證據，也難怪傳播學界對此有著永恆的焦慮。
但是，「文學批評」領域也遭遇到同樣的問題，雖說該領域建制化的時間較傳播久，可歷史的權威性來反駁對存在合理性的質疑，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故此，讓我們瞭解作者的想法為何。
作者認為，先承認自己是非學科的事實，再導向超學科（跨學科、科際整合）的目標。如果說文學研究缺乏方法上的統一性，那我們應該可以額手稱慶有著多元的方法去看待問題，而不是被單一的研究方法暴政所統治。但，也別高興的太早，這些互不相同的研究方法，有許多是無法相容的存在。如果說一份研究試圖整合精神分析、詮釋學與結構主義，那下場可能是精神崩潰。
作者遂認為，文學理論的最佳結果，不是精準地確立自己的範圍，而是承認文學乃是幻覺，所以一路依邏輯推論，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也是幻覺。當然，這種「幻覺」並非是指向壁虛構。
而是文學理論根本上只是社會理論、意識型態的分支之一。完全沒有任何統一性或身份可以恰當地描述自身。所以，本系列與其說是導讀，不如說是訃文，意即我們原先欲以討論的對象，其實已經被我們埋葬。
「文學」──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幻想有一明顯的疆域存在，這是不切實際，也是不合時宜的想法。不過，這種說法馬上會面臨到一個問題，既然將文學的範圍無限擴張，那麼就無法成為研究的對象。
所以研究文學的關鍵乃在於，研究「這東西」到底「製造了什麼效果」，以及「如何製造」最後自問「為何如此研究」。這種研究途徑，並非本體論，亦非方法論的探討，而是策略性的認知模式。在此動態的研究過程中，作者與讀者、演說家與聽眾間的互動是密不可分的，同樣，作者、演說家與社會的互動，亦是密不可分。
所以，我們要將文學批評視為一種兼具「創造」與「批評」的活動。也就是說，在「文學作品」前，我們對其提出「Critics」，而此「Critics」是一種創造性也兼具批評性的言論。這就是文學批評存在的絕佳立基點。
因之作者提到，他的用意並非在引介了許多文學理論後，提出自己的一套文學理論來與傳統抗衡，而是希望讀者明瞭這些幻覺以及幻覺理論後，能不再只是欣賞與批評他人的文學，而是希望讀者能生產自己的文學。
看完了作者的說法，發現作者對於文學的看法，其實和傳播有許多類似之處。
傳播是關心「製造了什麼效果」、「如何製造」的學門。但不僅此而已，如「製造了什麼效果」，是傳播實證主義者最愛問的問題，而這種問法，及其尋求的解答，造成了許多流弊，各位所閱讀的課本，正是問題的聚合物。
而「如何製造」，可以說是傳播詮釋學派關心的問題。但不僅僅如此，重點是作者還提出了「為何要如此研究」，這種自省式的問題，是傳播批判學派的第一步。
也因此，作者在確立新的文學研究領域時，其實和傳播研究有著眾多若合符節之處。這不僅是一個開端，也是一個機會，提供更多關心傳播學門的有識之士繼續深究，筆者僅此提出楔子，祈收拋磚引玉之效，至於詳細研究，仍須就教方家。
替文學超渡
作者批判道，高等教育裡的文學科系是現代社會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機器的一部份。而且在異文化的文學教學中，我們可以發現，思考的本身就受語言的限制。所以說西方文學裡就找不出精準相應的字去翻譯「孝」、「義」這類字眼。這就像我們雖然看到「騎士道」、「民主」這類字眼，其實也是常常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也的確說明了文化的底蘊的確保存在語言中。
非但如此，在高等教育的文學教學中，我們可以明白，文學研究僅專注於「符徵」，而不探討「符指」。換言之，那些受雇教你這些文學語言、形式的人，在忘記你所說的話許久後，仍然會記得你的談吐方式與寫作技巧是否熟練。
所以，這些文學批評家、理論家與教師，與其說是某種言說的供應商，不如說是捍衛者，他們的職責在於保存「這一種」言說方式，所以，我們不難瞭解學院派人士的保守性格如何而來的。
而要守護什麼，必然有一套「需要守護的價值」存在，那種價值，在文學領域來說，就是「經典」。這類經典，常常被認為是非常穩固，甚至亙古不變的。
但是，由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經典之所以是經典，不是被寫就時就是經典，而是透過不斷建構的過程與讀者的互動中，作品才成為經典。
所以如果脫離特定的社會環境，就沒有真正的經典可言。而學院派的文學批評問題在於「符指上的寬容大度，只有符徵上的偏執狹隘可相比擬」。這也說明文學研究只針對表面的、可見的文字符號與結構進行研究，而忽視更深層，歷史時空與社會環境如何生產這樣的文學作品。
舉例來說，古詩十九首、樂府詩的年代與背景和唐詩宋詞，就截然不同。像是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戰城南）、
「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古詩十九首之十三）、
「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東門行）、
「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陌上桑）。
這些樂府時代的詩和
「和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月下獨酌）、
「春日遊，杏花吹滿頭。」（思帝鄉）、
「笑聲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蝶戀花）、
「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鷓鴣天）。
唐詩宋詞相較，我們馬上能看出兩個時代的社會文化與時代脈絡相差甚大，但是，文學教育並不會告訴我們這件事。
但是，我們一再強調，文學和生產文學的社會脈絡是不能分開的。只是高等文學教育中，不是不提供這類文化分析的方法，就是聊備一格地提供，伊格頓認為，這是他們極其可恥可笑的特徵之一。
另一個可恥可笑的特徵是，要求研究生把大量經歷浪費在冷僻、裝模作樣的研究題目上，為的只是一些凡常的學術練習與教師的興趣，生產出一堆不會有人看的論文。
伊格頓對此現象極其反感。省視台灣，傳播相關領域的論文何嘗無此現象？
延伸閱讀：
文學理論導讀（續）：心理分析文學理論導讀（跋）：後記
人死不能復生
分歧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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