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證據都顯示，這些不受歡迎的傢伙雖然無法直接以公權力加以拘捕，但卻可透過主流媒體的喧擾，驅使暴徒和公民委員會來對付。
六、在「大義」的名分下
美國新聞史家莫特稱黨報時期是美國新聞史上的「黑暗時代」，而普利茲和賀茲特引領美國報業風潮時期為「黃色報業」時期。此一名稱，自然是著眼於兩人爭奪《禍根小巷》的主角，黃童之故。
固然，黃色新聞時期是當時報業的標誌，但也不只如此。艾墨理認為，這時期的報業可說具有三項特徵：
第一，是「新式聞事業」（New Journalism）的興起。這邊的New Journalism，應該譯成新式新聞事業，因為在1960年代，這個詞會再度出現，但標示的是一種寫作風格與技巧。在這邊提及的New，主要是和前期的黨派報紙做出區隔，在黨報時期，報業風格是以激情的社論著稱，但新式新聞事業則著重於新聞的呈現。
第二，是黃色新聞的擴散。前回所提過，普利茲和賀茲特的手法，即為此一風潮的最佳明證。
第三，自稱「人民的鬥士」。這也是前代所無的風格，這個時期的報紙，會自稱是人民的伙伴、朋友、鬥士，去抨擊官商勾結、腐敗政府、黑心商人等。姑且不論這是否為銷售策略的一環，但就結果論而言，本時期的報紙在此領域獲得了不小的成就。
1890年代開始的新式新聞事業高峰期，被隨之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
WWⅠ（1914-1918）
由於德國採取無差別潛艇攻擊戰術，使威爾遜總統總算找到說服國會對德宣戰的理由。1917年4月6日，美國正式對德宣戰。
一週後，威爾遜成立「公共資訊管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這個委員會的主席由克里爾（George Creel）出任，主要任務在於發佈戰時新聞、溝通政府與媒體。
克里爾認為，媒體僅有報導到部隊調動、軍艦航行及其他軍事性質的消息時，才需要加以管制，因此大部分時間，是希望記者們能進行「自發性」的新聞檢查。
因此，該委員會提倡一個希望各媒體共同遵守的「自願性新聞檢查制度」（Voluntary Censorship Code），用意在於避免媒體刊登有利於敵人的資訊，而各報社主編不希望被扣上「通敵」的罪名，因此自我檢查的尺度比官方所規定的最低下限嚴得多。
若我們要確切瞭解這個自美國建國以來，史無前例的新聞檢查機構的話，不妨聽聽這個委員會主席的夫子自道。克理爾認為，這是是一個純粹的宣傳機構、大型企業、和世界最大的廣告商。
但對國內言論進行掌控，不只限於新聞界，在成立了公共資訊管理委員會之後，國會又通過了幾項法律，來嚴密監控國內的輿論。
1917年6月通過「間諜法」（Espionage Act），該法案是對國內持反戰言論者鎮壓的開始。
在法案實行期間，沒有因這條法律逮捕到重要的間諜，受害最深的是社會黨報刊、德文報紙，與反戰人士和反協約國的報章雜誌。在實施該法案的頭一年中，有44家報紙因違反該法而喪失了郵寄權，另有30家報社因被迫同意不再刊載反戰言論而保住了流通管道。而德文報社在戰時的發行量與家數，銳減為戰前的一半。
在本國報紙方面，美國的主流報紙向來患有嚴重的恐赤症，以《紐約時報》為首的美國主流報業，不但不關心此事與美國賴以立國的第一修正案之關連，反而紛紛撰寫社論支持政府監禁反戰人士、取消郵寄權的舉措。事實上，美國主流報業在人權維護上的紀錄，並不比他們批評的共產黨報紙來得佳，這點我們在戰後恐赤症的探討上，會看到更多的例子。
1917年10月通過的「通敵法」（Trading-with-the Enemy Act），授權政府可以對國外通訊與消息進行檢查，郵局也可以檢查以外文刊行的報章雜誌，以及索取譯文。檢查工作由依同法成立的「新聞檢查委員會」（Censorship Board）負責執行。
前面的「間諜法」，主要是監控國內的輿論，而「通敵法」則是授權政府單位可以對國內流通的外文報紙與對外通訊進行檢查。不用說，這項法案最主要的針對對象便是德文報刊。
1918年5通過的「煽動法」（Sedition Act），是「間諜法」的修正與擴大。該法規定，凡書寫或出版「任何形式對美國政府、憲法、陸海軍、國旗、軍隊制服有不忠、污辱或謾罵性文字者」、「或運用任何文字對上述機構、觀念與制度進行污辱、謾罵或藐視、破壞名譽者」，均視為犯罪，郵政總局和各州郵局可對各種出版品進行檢查、禁止其郵寄。
毫無疑問，這是對言論自由的絕對剝奪，也有許多人權份子、反戰人士因鼓吹良心言論而告治罪，而且都是重罪，關於這點，在第七回會進行詳述。
WWⅡ（1939-1945）
1941年12月8日，正是日軍攻擊珍珠港的翌日，美國對日宣戰。雖然咸認美國參戰是因為日本「偷襲」珍珠港而爆發，但就算沒有珍珠港事變，美日一戰仍是避無可避。
原因在於美國自1898年由西班牙手中奪下菲律賓，成為美帝前進亞洲的灘頭堡，而日本軍國主義者高倡「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大東亞共榮圈」等南侵計畫，絕對容不下東亞島鍊的中繼站被美軍奪下。
何況，美國已在1940年9月對日本實施鋼鐵禁運，這種貿易宣戰的行為，自然引起日本軍國主義份子大為火光，由貿易戰到總體戰的日子已為時不遠。
精明如美國，不可能不明白其中奧妙，也有歷史學者指稱，美國其實早已截獲電報，得知日本將「突襲」珍珠港，但軍方秘而不宣，造成珍珠港的傷亡慘重，使得「被迫還擊」，就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一般，替對日宣戰取得道德制高點。
1941年12月，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根據《第一戰爭權力法》（The First War Power Act）成立了「新聞檢查局」（Office of Censorship）。
該局局長由在同業間素孚名望的美聯社的執行總編拜倫‧普萊斯（Byron Price）擔任。該單位擁有14462名工作人員，針對美國與他國之間往來郵件、電報和無線電通信進行強制性的新聞檢查。
1942年6月，羅斯福以行政命令成立了「戰時新聞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由曾任《紐約時報》的資深新聞人愛默爾‧戴維斯（Elmer Davis）擔任局長，主要的業務為發佈國家戰爭新聞。但戰時新聞局的最大特色在於肩負戰爭宣傳的工作，諸如提供漫畫、圖片、社論、特稿與時評，供報章雜誌與廣播媒體使用。
1942年實施的「美國媒體戰時行為規則」（Code of War Time Practices of the American Press），嚴格限制所有的印刷品，不得刊登有關軍隊、飛機、艦艇、戰時生產、武器、軍事設施和天氣等有可能助敵的訊息，當然，廣播電台也比照辦理。
整體而言，二戰期間的美國反戰活動較少，政府的鎮壓也較不激烈，這很有可能是因為一戰時戰火並未直接波及美國本土，但二戰時期的小日本偷襲，直接觸怒了美國人民。
但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不得不注意到戰時的氣氛有助於限制公民的自由權，各州普遍通過了反對反戰份子、共產主義者、工團主義的法條，目的雖是保護工商業者免受抗議與罷工的騷擾，但我們不禁要問，誰來保護這些異議份子？
許多證據都顯示，這些不受歡迎的傢伙雖然無法直接以公權力加以拘捕，但卻可透過主流媒體的喧擾，驅使暴徒和公民委員會來對付。
美國人在戰時所放棄的自由比他們所想像的還多得多。法官、檢察官、陪審團常在公眾的壓力下，做出超越間諜法、煽動法所規定的判決。
哈佛大學法學者小澤卡賴亞‧查菲（Zechariah Chafee, Jr.）在他1920年出版的巨著《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中，詳實地記錄了這種破壞憲法所保障的人權案例。
一切違反人權的作法，都是在「愛國」的大義名分下所實施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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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提到：
吳宗憲公開發言：「新聞局是國民黨的，TVBS是國民黨的，三立是民進黨的。」Ｔ台發函要他３天內說明，否則提告，10日吳宗憲說：「呼籲TVBS不要再咄咄逼人，是藍是綠不可恥，可恥的是不敢承認。」TVBS發言人葉毓君表示：「過了周一吳宗憲如沒回應，周二一定採取法律行動，非常有把握打贏這場官司。」
吳宗憲說：「台灣媒體本來就有顏色，要是說『我說TVBS是藍色是不對的，那對不起，我是色盲』，那要不要做市調，問全台灣的人TVBS是藍還是綠。若大家都說是綠，我就道歉。」他昨說絕不會道歉，去檢察官那邊也會這樣說。
請以言論自由或政治經濟學取徑，分析「TVBS是藍的」此一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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