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時標榜自己是社會公器，但讀者諸君可曾見過私設靈堂的社會公器？
感謝至尊偉哉蔡衍明先生，原本吾等媒改陣營正苦於如何將繁雜的數據、理論與國外案例轉為常民語言，俾使公民瞭解巨獸威脅。但近日旺中集團撲天蓋地以私祭刑堂的手段，不但讓全國見識到NCC的無能，也經驗到旺中的危險性[1]。
至今事已甚明，反對旺中乃義所必然，但在反對之中，也有一項事實必須釐清：
「更重要的是，中時集團與學界一向有深厚淵源，學者與中時曾相互扶攜走過戒嚴歲月，也曾協力推動台灣民主轉型，就像一九三○年代的《大公報》一樣，中時曾是學者集結的大本營，也是學者發聲的第一選擇；但這個傳統卻因旺中案戛然中斷，這是學者與中時集團的兩敗俱傷；資深的學者與記者大概都有同感：那個美好年代已經一去不返。」（來自：對王健壯「不敵」一文的疑惑）
然而此乃迷障，亦為魔障。
本文以新聞史、新聞學的角度簡論：「早期中時相對忠實」純屬幻覺。
（一）新聞自由的幻象
聯合、中時兩大報向來以戒嚴時期鼓吹新聞自由為金箔自表，然此縱非謊言，起碼是成色有愧的銅金。
其中與新聞自由最密切相關者為限人、限張與限載。但聯合與中時爭取的「新聞自由」從來不是的核心關鍵，而是限證、限張、限印與限價。簡單來說，是徹底的商業自由。
欲交代限證、限張、限印與限價之來龍去脈，勢必長篇大論，在通論性的文章僅能割愛。但以「限價」為例：中國種族主義黨規定報紙價格，禁止漲價或削價競爭，但財大氣粗的兩大報對此相當反感，因而極力暢求取消，這就是兩報團所主張的「爭取新聞自由」。
（二）自由主義的假象
早期，中國時報常以聯合報為例，自表為自由派媒體。這不能算錯，因為和聯合報相比，大部分的報紙看起來都很自由。
但考量報老闆的身份，與自由主義偏離甚遠。常見論點是：聯合報老闆王惕吾是國民黨中常委，立場偏國民黨。當然，這是事實。
但是，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也是中國國民黨的中常委。
新聞學與政治學的基本原理就是媒體與政治分立，方能行駛獨立的監督權，這也是自由報業基本中的基本，是無庸贅述的入門常識。
當一家報社的老闆公然成為獨裁政黨的權力中心時，我們能稱這家報社有任何自由主義的色彩？提此論題，未免貽笑方家。
（三）社會公器的虛象
早期中時標榜自己是社會公器，但讀者諸君可曾見過私設靈堂的社會公器？
年輕讀者可能不知這被刻意埋沒的歷史真實──所謂私設靈堂即「余紀忠做他媽的壽」。
1968年，報禁時期，當時每份報紙只准印三大張，亦即含廣告僅得12版。但中時在11月18日以三版頭條五欄題八批與四版半版為余紀忠高堂儲惠娟賀90大壽，但余老先生意猶未竟，隔日亦以三版全版大登余府賀壽新聞與「祝壽詩詞徵選佳作」，頭版報頭下則刊〈余紀忠謝啟〉。
以上連日放肆作風，引來一篇〈談中國時報余紀忠董事長做他媽的壽〉諷文，多得時人讚賞。但余董顯然不知何謂媒體分寸，三年後余母逝世，仍我行我素地將相關新聞於三版重要新聞版面連放頭七，最後一日還大刊〈余母儲太夫人之喪各界人士輓聯專輯〉。
先有私設靈堂，後有私設刑堂；先是國民黨中常委，後是親共紅頂大商人；先是追求商業自由，後是追求商業利益。
所以，昔時中時，可曾忠實？
延伸閱讀：
台灣新聞自由考（五）：中國國民黨的謊言台灣新聞自由考（七）：中國國民黨報人
2010台灣新聞自由報告書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歡迎留言。